李培國

　　建國初期乃至1950年代中期我國的計量工作仍很薄弱，真正意義上的計量幾乎是一片空白。當時一機部所屬企業(yè)的工業(yè)計量或許要好些，在蘇聯(lián)援建的工廠中大多有長度計量室，在溫度計量方面，雖然需要測溫的設備都配備有測溫儀器，但是像第一汽車制造廠那樣具有較為完整的計量體制的企業(yè)只是極少數(shù)。為了適應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全面開展計量工作，從機構、設備、人員、資料，規(guī)章制度等等都要進行籌備，而其中配備具有專業(yè)知識和技能的技術和管理人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當時的情況是溫度計量專業(yè)人員奇缺，除極少數(shù)單位有蘇聯(lián)代培回國人員外，幾乎找不到這方面的人員。大中專院校沒有計量專業(yè)，學物理的算是比較靠近溫度計量。培養(yǎng)專業(yè)技術人員迫在眉睫，而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是辦短期訓練班。

　　當時一機部計量檢定所的工作指導方針是“邊做、邊教、邊學”，計量監(jiān)督、檢定與辦培訓班或交叉或同時進行。從1956到1958年在小黃莊前后共四次舉辦溫度計量訓練班，學員來自一機部所屬企事業(yè)，有工人，檢驗、試（化）驗等技術人員，還有改行的教師、退役的體育工作者，年齡基本上是二、三十歲，其中不少是二十歲出頭我們的同齡人，文化程度大多數(shù)為高中，也有少數(shù)初中和大學文化。教員都是新參加工作的大中專學生，特別是前三期基本上是以一機部所屬幾個機校的中專生。下面這張照片是1957年舉辦的第二期溫度計量訓練班組織春游時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畔的合影。

1957年4月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畔

　　課程的設置和教員、根據(jù)回憶是這樣的：

　　誤差理論（張功銘主講）；熱電偶（周嘉齡主講）；自動電子電位差計（金華彰、董汶先后主講）；測溫毫伏計和自動記錄毫伏計（高佩珍主講）；自動控制毫伏計和比率計（李培國主講）；光學高溫計和輻射高溫計（關秀麗、蔡明忠、李培國先后主講）；液體玻璃溫度計和電阻溫度計（劉文宇、張岱明先后主講）；加熱爐與熱處理（秦蔭堂主講）；溫標。

　　每期訓練班教學都是分兩大部分進行，先講理論（包括儀器的原理、結構、使用維護和檢定等）后進行實習（主要是檢定用儀器設備和操作方法的了解和熟悉）。在56年的培訓班時我們這批55年參加工作的同志都是輔導實驗，我負責輻射感溫器檢定實驗。在實驗準備階段，領導安排張岱明和我負責設計一些實驗用設備。張岱明負責廉、貴金屬熱電偶兩個焊接設備，我負責光學高溫計檢定支架和輻射感溫器檢定用的鎳片裝置。設計是參考當時蘇聯(lián)一本書上的立體圖進行的，光學高溫計支架由于機械加工中不能滿足準確定位要求未能應用。

　　當時沒有供訓練班使用的專門教材，即使與專業(yè)相關的參考資料也是少之又少。公開出版的只有電力出版社出版的《熱工測量和儀表》（蘇聯(lián) 維波普雷奧勃拉仁斯基著，陳珩譯）。另外一本俄原文書是由蘇聯(lián)全蘇計量科學研究院編著的《溫度測量儀器及其檢定》（多人參加了此書的翻譯，陸陸續(xù)續(xù)直到1958年全部譯完，由盛玟工程師校對、初步定稿，油印成冊作為1958年培訓班的教材。1960年由機械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儀器的工作原理和結構，第二部分是檢定，講課中的檢定部分及實驗基本上按此書的要求進行。根據(jù)上面所介紹的參考資料，每一門課程都有由授課者編寫的講義。講義是油印，字跡工整，多為仿宋體，牛皮紙封面加有邊框，前幾年我還有保存，現(xiàn)已不復存在，著實可惜！

　　我們這一批小青年既缺乏專業(yè)知識和經(jīng)驗更沒有講課的經(jīng)歷，加之時間緊迫，所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發(fā)揮集體的力量（按現(xiàn)在說法算是”團隊精神”吧?。?分工負責、每人一門課程，少而精、少而深，而且可以互教互學。具體做法上有下列兩點：一是‘試講’,即如同正式講課一樣，講課人在講臺上講、寫，其他人在下面聽，講完后大家對講課內容以及方式方法提出意見和建議。這種做法不僅可以改進教學內容和方法，而且是對講課的一種實際體驗。另一點是‘相互聽課’，這本身就是一種互教互學，而且可以把聽課者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學員的希望和要求反映給授課人。

　　作為初為人師者，我們這些年輕人在教學中兢兢業(yè)業(yè)、不敢有絲毫馬虎，備課準備充分，講課認真、生動，有的還不時幽默。比如張岱明講體溫計的原理、結構，提到由于產(chǎn)品質量不好，小護士甩體溫計水銀柱下不來時，邊說邊比劃，引得哄堂大笑，輕松、活躍的氣氛中提高了教學效果。正是由于這種每個人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團結互助的共同努力，訓練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學員們回本單位后不同程度的開展了溫度計量工作。大部分在后來成了計量戰(zhàn)線的骨干，如建立計量標準、制定檢定規(guī)程、出版專業(yè)書籍等。

　　作為訓練班的插曲好像還應該提上一筆，學員們大多數(shù)是未婚的年輕人，在學習的接觸、相處中有的建立了感情，后來喜結連理，就我所知就有兩對，這或許應算是訓練班的意外收獲吧！

　　除在小黃莊辦的訓練班外，后來還接受過在外地由外單位舉辦訓練班的講課任務。1958年冬根據(jù)馬林處長（當時國家計量局力學處長）的建議，安徽省計量系統(tǒng)在合肥舉辦小高爐用熱工儀表訓練班，我擔任教員；1959年5月一機部五局在包頭舉辦熱工儀表訓練班，我講授電阻溫度計、光學高溫計和輻射高溫計；

  1959年6月于包頭

　　同年，王進琦去新疆計量局舉辦的訓練班授課；1960年夏我出差西安，正趕上陜西省計量局舉辦熱工儀表訓練班，馬麟（我的校友、原在國家計量局一起工作）臨時‘抓差’讓我講光學高溫計和輻射高溫計。

　　以上是有關‘教’的回憶，而且都是講的訓練班——‘教’的主要形式。以后還有零星的代培學員，如某部隊的小石、北京分析儀器廠前后兩人。下面是關于‘學’的經(jīng)歷與回憶。

　　因為大家都是改行從事計量工作，形勢和任務都要求必須努力學習、盡快學習，以適應客觀需要。當時大多是剛參加工作的單身漢，工作、吃、住都在單位，除去星期六、星期日外，每晚辦公室都是燈火輝煌，學習或是工作加班。彼時彼景，現(xiàn)在想起也令人難以忘懷！學習主要有兩個內容：專業(yè)知識和俄語。專業(yè)知識學習方面在辦訓練班時尤為明顯，它涉及到很多物理方面的知識，如固體物理學、熱輻射、幾何光學、電子學等等。這些在機校、特別是機械加工專業(yè)學的很少或者沒有學過。為了弄清一些自動調節(jié)儀表的控制線路，不得不從最基礎的電子管學起。這種刻苦、認真的學習精神和取得的效果為訓練班的教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包括熱工計量在內的計量專業(yè)、中文書籍很少，而外文書都是俄文。我們的俄語基礎都很差，以北京機校來說只學了一個學期，每周兩節(jié)課，這種學習只能算是皮毛。為了更多、更好地學習專業(yè)知識，必須盡快掌握俄語。開始都是學速成課本，該書附有單詞紙條，紙條長約 100mm,寬約10mm,一面是俄文，一面是中文，按照當時提倡的循環(huán)記憶法，每天早晨都要背單詞，即使出差也不例外。以后是邊翻譯邊學習，以鞏固學習成果。

　　當時一機部所屬工廠（包括蘇聯(lián)援建項目）的熱工計量儀器都存在修理問題，儀器出現(xiàn)了故障就是停用或報廢，這不僅是浪費，有時還會影響生產(chǎn)。這一現(xiàn)象引起有關方面、特別是我單位的重視，組織上決定開展這方面的工作，指派關秀麗同志和我學習熱工計量儀器修理。計劃包括在國內熱工儀表生產(chǎn)廠學習和聘請?zhí)K聯(lián)專家。

　　1956年3月我們去上海電表廠跟班學習電子電位差計和自動記錄毫伏計，時間一個多月。主要是從儀器的零部件到整機安裝，這對全面熟悉儀器的機構很有幫助，在一般使用中很難遇到，但缺少使用中出現(xiàn)故障的解決方法這一內容，而這更為重要。

　　1957年春夏之交蘇聯(lián)專家什瓦利別來華，單位安排先請專家到一些有代表性的重點工廠去參觀，以便了解情況、發(fā)現(xiàn)問題，有利以后工作的開展。能回憶起的單位有：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哈爾濱電機廠、鍋爐廠等（這個城市參觀的工廠較多）；大連起重機廠；上海機床廠、上海工具廠等。陪同人員是新由長度組調來的倪樹鈞工程師，翻譯王自興和我。此時反右運動已經(jīng)開始，長春參觀過后倪工先回單位參加運動。

  以后在哈爾濱遇到了陳葵、馬麟和馮秉輝等同志，下面的照片就是我們與專家在松花江畔的合影。 

57年6月于哈爾濱松花江

　　這次的參觀不是一般的走馬看花，而是深入現(xiàn)場、看的很仔細，所以前后花了兩個月左右時間。在此期間通過所碰到的實際問題得到專家的指導，這也是通過實踐學習的好機會！回京后即參加了反右運動，沒有搞什么實際技術工作，也沒能向專家進行專門的系統(tǒng)學習，這對個人來說是個損失，對國家來說是一種浪費，思之慨然！

　　回憶往事，我們就是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得到鍛煉，得到提高，邊干邊學、邊學邊干，從無到有，為我國的溫度計量事業(yè)邁出了新的步伐。